转载共享：中企在印投资风险预警与应对

6月29日，印度电子信息技术部宣布，禁止包括TikTok、微信、微博在内的59款软件在印度应用，认为这些应用从事的活动有损印度主权、国防、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该禁令一经颁布，就引发市场强烈关注。中资互联网企业是中企“出海”印度的排头兵。分析此次中企印度投资困境的化解之道、风险现状及应对措施，有助于中企进一步完善海外投资风险管理机制，行稳致远。

印度电子信息技术部在做出禁止中国App的决定时，援引了印度《信息技术法》第69A条和2009年《阻碍公众获取信息的程序和保障措施》的规定，声称此项禁令是为维护印度的主权和完整。尽管禁令表面上符合第69A条的授权，但印度政府的此项决定却存在瑕疵。首先，此项决定缺乏透明度和明确性。在决定中，印度政府并没有明确禁止上述App的具体原因，既没有对违规行为具体明确，也没有明确相关App应当执行的技术标准。其次，对当地App使用者而言，印度把其公民获得信息和外部世界的机会变成了地缘政治筹码，可能涉嫌对印度公民信息获取权利的侵犯。此外，印度政府该项禁令涉嫌滥用国家安全例外，有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之嫌疑。

对该禁令，相关中资App运营商可通过多渠道实现救助。

一是中企可通过印度本土法院诉讼尝试实现App在印度应用商场上的重新上架。但基于目前印度司法现状，中企求助于法院诉讼途径可能会受阻。首先，印度的法院诉讼通常周期较长，案件积压严重，法院法官数量严重不足。其次，据外媒报道，目前印度政府也已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法院阻挠针对中国应用禁令的潜在法律问题上的挑战。

二是基于中印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救济渠道化解困境。中印两国在2006年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协定》（下称“BIT”）及其议定书。印度政府禁止上述App行为构成了BIT议定书第三条第一款界定的“间接征收措施”，可据此寻求救济。尽管印度政府已于2018年10月告知中国政府暂停中印之间的BIT。不过，该协议也规定，在该协定终止之日前所做出或取得的投资，该协定应自协定终止之日起继续适用十五年。所以，对于2018年10月之前投资于印度的投资者，仍可援引该BIT。

三是与当地监管部门沟通协商。事件发生后，TikTok首席执行官凯文•梅尔对外表示，TikTok 正在与印度就禁令进行接触，并且已经遵守了当地的隐私和安全要求。《信息技术法》第69A条规定，应当设立针对禁令的评审委员会，每两个月举行一次会议，审查禁止令；如果禁止令没有按适当程序做出，则可撤销禁止决定。相关App公司若能出席复审委员会并提交澄清声明，则有可能逆转该禁令。

四是外交解决渠道。事件发生后，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做出回应指出，印方选择性地针对部分中国应用程序，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理由模糊牵强、程序有违公开公正，滥用国家安全例外，涉嫌违反世贸组织相关规则，与国际贸易和电子商务发展大趋势背道而驰，更无益于印度消费者利益和促进市场竞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还表示，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印度是中国以外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根据联合国贸易机构报告，2019年印度获得了510亿美元的外国投资，成为全球第9大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中国驻印度大使孙卫东表示，中国在印度的投资额高达80亿美元，主要集中在初创企业、科技企业、旅游业等。印度经济增长迅速，市场潜力大，具有较大的投资价值。

但从实务层面看，印度市场有其自身的投资特性。一是外资监管政策复杂多变。印度国内法中没有专门的外资立法，而是通过各类政策构建了一套针对外资的管理制度。印度法律采用的是英美法系，外国投资者除要遵守成文法外，还要受到高级法院判决中所确立的法律原则或规则的约束。进入印度投资有两个通道：自动通道，即无需印政府许可，是多数行业主要的投资通道；政府通道，需要政府许可，适用于少数特定行业。但2020年4月，印度要求所有来自与印度接壤国家的外商投资都需经过政府通道，而且，还修改了其公共采购领域准入要求——来自其陆地邻国的投标者，必须在其主管机关登记后才能参与竞标。

二是税制和劳动法复杂且严格。印度所得税受中央立法1961年《印度所得税法》管辖，而增值税、关税和消费税等间接税，则受中央和州法律管辖，税制复杂。截止于2016年3月31日的所得年度，境内企业按30%的基本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并对缴纳的所得税加征7%或12%的附加税；另外，以企业所得税和附加税为税基，还需按3%税率加收附加教育税。依据印度2016年财政法案，如果该国内企业是在2016年3月1日或以后登记的生产或制造型企业，可以在2017年4月1日开始的征税年度，选择按25%的税率缴税。在间接税方面，2016年，印度启动间接税改革，推出商品和服务税（GST），并于2017年开始实施。在税收优惠方面，印度对外国资本实行中性政策，并无专门针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对外资在印度设立的企业视同当地企业。与其他国家相比，印度劳动法规定严格、内容复杂。虽然印度联邦制定了《劳动法》，但各邦还制定了各自的具体规则，投资者应注意联邦规则与所在邦规则之间的不同。此外，依据不同行业，不同公司的具体用工要求也有差异。

三是政府和民间的契约精神亟待提高。印度的立法结构复杂，政府承诺与立法决策、行政机构执行之间存在较大的鸿沟。外资进入印度注册程序较为复杂，在注册公司的不同阶段，需要与不同的政府部门打交道。印度政府签发的工作签证、商务签证与申请企业是否在印度投资无直接关系。工作签证手续繁琐、成功率很低；商务签证一次停留期一般不超过3个月，还需要30天出境一次。除此之外，印度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企业的守约率都有待提高，政府不兑现招商时的税收优惠政策的现象屡见不鲜。

四是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印度国内存在较强烈的民族情绪，这在近年来的中印经济竞争、领土争端等背景下不断加重。根据印度贸易救济总局网站公布的数据，中国是在印度贸易伙伴国中被采取反倾销措施比例最高、惩罚性征税比例最高的国家；此外，印度目前出台的针对中国的投资限制措施，无论中国的国有或民营投资者均无豁免。由此可见，当前中企在印投资会受到更多压力。

一是选择合适的进入策略。在投资之前，企业应全面、系统地评估赴印度投资的经济可行性，深入做好项目选址、投资、税务、法律等前期各类调研，做好风险评估和预案准备，并选择合适的进入策略。其中，选取合适的印度合作伙伴，不仅可以迅速开辟本地市场，也可通过合作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可能存在的风险。相较于外资独资企业，印度政府更欢迎外资与本土企业的“深度绑定”。需要注意，中企并购当地企业需遵守印度《竞争法》的相关规定，包括：如果并购股权比例超过行业外资持股比例的要求，需获得印度财政部的批准；所属印度企业的股权和债权转让需获得印度储备银行的批准；若并购总金额超过60亿卢比，还需获得内阁经济委员会的批准；若通过证券市场收购股权时，当收购股权超过流通股的5%时，需通知目标企业、印度证监会和交易所；超过15%时，还需获得印印度储备银行的批准。

二是构建合理的投资架构。根据印度最新的《投资法》，在印投资企业必须披露实际受益人的情况。所谓实际受益人即“直接或者通过层层穿透、单独或共同持有印度公司股份或投票权不低于10%，或者获得分红不低于10%，或者可以对公司有权施加实际性影响或进行控制的自然人”，因此，BVI、VIE或代持等常见于中企海外投资的投资架构，均有可能落入印度外资监管之中。而且，代持等投资形式可能会加剧当地合作者的道德风险；后者若违约，也难以追回损失。因此，投资者在对印度进行投资时，可考虑采用证券投资、风险资本投资等模式进行投资。

三是及时了解投资环境和法律政策变动。印度对外商投资监管较为严格，所涉部门较多，法规复杂，且变动迅速。中企只有持续关注并及时了解变化，才能有效防范投资风险。印度是联邦制国家，地方各邦拥有较大的自治权，且各邦投资环境差异较大，这就要求中企重视地区投资环境的差异性，加强对当地市场的针对性研究。对于投资者来说，各个邦的工商部门最为重要，不但负责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还通过工业或部门政策所述的正式机制决定一揽子奖励措施；另外，各邦的工业发展公司是负责本邦工业园区土地征用、开发、推广和维护的部门，其网站是了解该邦贸易投资环境的重要来源，中企可以借助这类资源，及时了解当地投资环境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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