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共享：“一带一路”项目投资风险源头管控

该项目是当前中国工程承包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拓展业务的典型案例，体现了“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的发展方向，与“一带一路”倡导的共建、共享、共赢的理念吻合。该项目采用项目融资模式，担保主要依靠项目未来的收益，抵押担保安排遵循项目融资的惯例操作，对每一项合同安排都设置了相应的担保措施，包括项目公司的资产抵押股权质押和相关权益的转让，并按照国际电力项目通用性安排设置共管账户。根据银团的要求，借款人大股东就该项目提供额度不超过总预算10%的追加投资担保，借款人也需提供偿债准备金账户，金额为未来一期还款金额。

煤电一体是该项目的一个特殊结构性风险。煤矿公司和电站公司为两家独立的项目公司，其经营情况和盈利能力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影响和牵制。因此，煤价和电价要能够实现有效传导，并保证两家项目公司均实现合理预期盈利是项目的前提。在该项目协议签署过程中，煤价方面，合同约定，该国煤炭能源委员会通过一定程序调整煤价，使之能反映煤矿的成本变化，覆盖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最终将煤价传导给电站项目的电费支付方。在电价方面，东道国电力管理部门公布了该项目的前端电价方案。前端价格包含了燃料价格的变量部分及固定部分，用以覆盖煤矿开采的可变成本和固定成本，最终由该国输配电公司支付。该项目下，电价与煤价实现了较为合理的价格传导，燃料成本上升都将通过供煤协议和购电协议传导至最终电费，只要购电方在电费支付方面正常履约，煤矿和电站均可实现正常运营和盈利。

本项目的核心是关于项目偿付能力的协议，包括A企业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特许权协议”“购电协议”和“执行协议”。对特许权协议，需要关注是否受本国 BOT法保护、子协议体系是否完整、是否有放弃主权豁免条款、承购条款是否清晰并与购电协议勾稽、支付违约条款是否清晰可测算、直接协议条款是否清晰可执行等，还需考虑通过海外投资险（违约险）对特许协议提供信用保险保障。对购电协议，项目主体需要关注是否有照付不议条款、付款义务是否无条件不可撤销、长期销售合同的期限是否覆盖还款期、是否有最低价格数量限制、与执行协议的交叉违约机制是否可执行等，以使私人财产权能得到保障。对执行协议，需尽量争取由东道国政府提供担保函。根据东道国政府的法律和惯例，可通过签署担保函或法律效力较弱的安慰函等，促使政府有效执行法律、提供政策支持。

除了关注常规带资承建模式的全部风险，该类项目还需聘请专业律师参与基础协议的拟制和全程谈判，以特许权协议为基础，约定政府和投资人的权责边界、利益分配原则、风险分担原则、争端解决机制、终止补偿方式、违约责任范围等；同时，还要明确特许权协议与征地协议、原料供给、产品购买等子协议的关系，特别是各协议之间的勾稽关系，并明确交叉违约机制等，以尽可能地管控各类风险。

一是遵循商事合作基本逻辑。共建“一带一路”由具体的商事合作项目实现，商事合作追求互利共赢。宏观层面，国与国之间的合作要平衡供给与需求、债务可持续与发展可持续、行业发展适度与项目轻重缓急；微观层面，企业与企业之间要平衡风险与收益、担保能力与信贷规模，不同商务主体的履约能力、偿债能力、协调能力等，都是“一带一路”项目投融资模式搭建需要考量的要素。每个海外投资项目需在商事逻辑下构建适合项目真实情况的投融资结构。如构建5年期融资要匹配相应的经济性测算结果，PPP模式要有东道国相应的法律体系支撑，农业投资需要发起人深入了解当地气候土壤条件等。因此，“一带一路”投资项目的推进，要在政治合作的基础上，遵循经济法律和商业原理。

二是有效整合项目信用资源。项目信用结构贯穿项目投融资工作的始终，体现了要素组合的特征。具体而言：（1）沿着发起人脉络，需要了解项目公司、直接股东、最终控股方、自然持股人等树状图。（2）沿着承包商脉络，需要了解母公司、分包商等施工团体。（3）沿着供应链脉络，需要了解采购协议、销售协议、终端客户布局等资金回路。（4）沿着项目脉络，需要了解土地持有、在建工程、相关权证、运营协议、保险协议等相关价值标的。将所有信用资源要素分析整合后再设计信用结构，以实现投资项目的风险缓释。从实践经验看，担保资源不是越多越安全，能控制、可执行、能变现才最为关键。

三是推敲投融资方案配置。在项目谈判阶段，各方关注《简易保险融资方案》（下称TERM SHEET） 是目前有效的做法。尽管TERM SHEET不具备法律效力，但该方案体现了投融资方案的核心要素，可以通过核心文件展示投融资方案的结构、要点和要求，供融资参与各方结合诉求推敲投融资方案的可行性，并进行优化完善。最终落地的投融资方案将转换为承贷、承保方案，且基于前期的多轮推敲，承贷、承保方案的信用结构可实现高度匹配，各类信贷保险条件设置也会更加合理。

四是构建沟通与协作机制。多数“一带一路”投资项目都具有金额大、期限长、参与方多、结构复杂的特点，信息不对称在任何商事活动中都会存在。为提升沟通效率，保证各方预期和风险判断得到有效反馈，并在融资保险方案中得到体现，融资银行和保险机构作为投融资方案的设计者和提供者，需要充分协商、联合工作，并以企业为媒介，采用与发起人、业主、政府、律所等有关各方共同推进的模式，如实施联合会议、联合尽职调查、联合问题澄清等务实举措，协同推动融资关闭。

五是综合运用保险和法律工具。根据项目各参与主体的法律关系，诸多法律协议交叉覆盖了项目链条的各环节，为保障无追索权的项目风险提供了保障。除了常用账户质押、财产抵/质押等物权保障措施之外，“一带一路”投资项目还需在当地/我国购买保险以应对相关政治风险和商业风险，使整个投资项目处于投资者可控、可预见的范围内。例如，针对疫情期间无法就延期与业主协商一致的问题，业主可以通过更换分包商来解决延期问题，企业可通过法律手段，主张不可抗力或出口信用保险索赔，以化解风险。

综上，“一带一路”投资项目从前期商务谈判和融资阶段，就应秉持风险管控理念，根据东道国相关法律要求和项目特征，将风险管控的各类工具嵌入到投融资结构中，整合信用和商务资源，提升海外投资项目的效率和安全性，以推动“一带一路”投资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来源：《中国外汇》2020年20期

该项目是当前中国工程承包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拓展业务的典型案例，体现了“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的发展方向，与“一带一路”倡导的共建、共享、共赢的理念吻合。该项目采用项目融资模式，担保主要依靠项目未来的收益，抵押担保安排遵循项目融资的惯例操作，对每一项合同安排都设置了相应的担保措施，包括项目公司的资产抵押股权质押和相关权益的转让，并按照国际电力项目通用性安排设置共管账户。根据银团的要求，借款人大股东就该项目提供额度不超过总预算10%的追加投资担保，借款人也需提供偿债准备金账户，金额为未来一期还款金额。

煤电一体是该项目的一个特殊结构性风险。煤矿公司和电站公司为两家独立的项目公司，其经营情况和盈利能力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影响和牵制。因此，煤价和电价要能够实现有效传导，并保证两家项目公司均实现合理预期盈利是项目的前提。在该项目协议签署过程中，煤价方面，合同约定，该国煤炭能源委员会通过一定程序调整煤价，使之能反映煤矿的成本变化，覆盖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最终将煤价传导给电站项目的电费支付方。在电价方面，东道国电力管理部门公布了该项目的前端电价方案。前端价格包含了燃料价格的变量部分及固定部分，用以覆盖煤矿开采的可变成本和固定成本，最终由该国输配电公司支付。该项目下，电价与煤价实现了较为合理的价格传导，燃料成本上升都将通过供煤协议和购电协议传导至最终电费，只要购电方在电费支付方面正常履约，煤矿和电站均可实现正常运营和盈利。

本项目的核心是关于项目偿付能力的协议，包括A企业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特许权协议”“购电协议”和“执行协议”。对特许权协议，需要关注是否受本国 BOT法保护、子协议体系是否完整、是否有放弃主权豁免条款、承购条款是否清晰并与购电协议勾稽、支付违约条款是否清晰可测算、直接协议条款是否清晰可执行等，还需考虑通过海外投资险（违约险）对特许协议提供信用保险保障。对购电协议，项目主体需要关注是否有照付不议条款、付款义务是否无条件不可撤销、长期销售合同的期限是否覆盖还款期、是否有最低价格数量限制、与执行协议的交叉违约机制是否可执行等，以使私人财产权能得到保障。对执行协议，需尽量争取由东道国政府提供担保函。根据东道国政府的法律和惯例，可通过签署担保函或法律效力较弱的安慰函等，促使政府有效执行法律、提供政策支持。

除了关注常规带资承建模式的全部风险，该类项目还需聘请专业律师参与基础协议的拟制和全程谈判，以特许权协议为基础，约定政府和投资人的权责边界、利益分配原则、风险分担原则、争端解决机制、终止补偿方式、违约责任范围等；同时，还要明确特许权协议与征地协议、原料供给、产品购买等子协议的关系，特别是各协议之间的勾稽关系，并明确交叉违约机制等，以尽可能地管控各类风险。

一是遵循商事合作基本逻辑。共建“一带一路”由具体的商事合作项目实现，商事合作追求互利共赢。宏观层面，国与国之间的合作要平衡供给与需求、债务可持续与发展可持续、行业发展适度与项目轻重缓急；微观层面，企业与企业之间要平衡风险与收益、担保能力与信贷规模，不同商务主体的履约能力、偿债能力、协调能力等，都是“一带一路”项目投融资模式搭建需要考量的要素。每个海外投资项目需在商事逻辑下构建适合项目真实情况的投融资结构。如构建5年期融资要匹配相应的经济性测算结果，PPP模式要有东道国相应的法律体系支撑，农业投资需要发起人深入了解当地气候土壤条件等。因此，“一带一路”投资项目的推进，要在政治合作的基础上，遵循经济法律和商业原理。

二是有效整合项目信用资源。项目信用结构贯穿项目投融资工作的始终，体现了要素组合的特征。具体而言：（1）沿着发起人脉络，需要了解项目公司、直接股东、最终控股方、自然持股人等树状图。（2）沿着承包商脉络，需要了解母公司、分包商等施工团体。（3）沿着供应链脉络，需要了解采购协议、销售协议、终端客户布局等资金回路。（4）沿着项目脉络，需要了解土地持有、在建工程、相关权证、运营协议、保险协议等相关价值标的。将所有信用资源要素分析整合后再设计信用结构，以实现投资项目的风险缓释。从实践经验看，担保资源不是越多越安全，能控制、可执行、能变现才最为关键。

三是推敲投融资方案配置。在项目谈判阶段，各方关注《简易保险融资方案》（下称TERM SHEET） 是目前有效的做法。尽管TERM SHEET不具备法律效力，但该方案体现了投融资方案的核心要素，可以通过核心文件展示投融资方案的结构、要点和要求，供融资参与各方结合诉求推敲投融资方案的可行性，并进行优化完善。最终落地的投融资方案将转换为承贷、承保方案，且基于前期的多轮推敲，承贷、承保方案的信用结构可实现高度匹配，各类信贷保险条件设置也会更加合理。

四是构建沟通与协作机制。多数“一带一路”投资项目都具有金额大、期限长、参与方多、结构复杂的特点，信息不对称在任何商事活动中都会存在。为提升沟通效率，保证各方预期和风险判断得到有效反馈，并在融资保险方案中得到体现，融资银行和保险机构作为投融资方案的设计者和提供者，需要充分协商、联合工作，并以企业为媒介，采用与发起人、业主、政府、律所等有关各方共同推进的模式，如实施联合会议、联合尽职调查、联合问题澄清等务实举措，协同推动融资关闭。

五是综合运用保险和法律工具。根据项目各参与主体的法律关系，诸多法律协议交叉覆盖了项目链条的各环节，为保障无追索权的项目风险提供了保障。除了常用账户质押、财产抵/质押等物权保障措施之外，“一带一路”投资项目还需在当地/我国购买保险以应对相关政治风险和商业风险，使整个投资项目处于投资者可控、可预见的范围内。例如，针对疫情期间无法就延期与业主协商一致的问题，业主可以通过更换分包商来解决延期问题，企业可通过法律手段，主张不可抗力或出口信用保险索赔，以化解风险。

综上，“一带一路”投资项目从前期商务谈判和融资阶段，就应秉持风险管控理念，根据东道国相关法律要求和项目特征，将风险管控的各类工具嵌入到投融资结构中，整合信用和商务资源，提升海外投资项目的效率和安全性，以推动“一带一路”投资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来源：《中国外汇》2020年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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